武汉二七路小巷子旁站着的人｜黑皮本里的账与情
傍晚六点，二七路那条窄巷子口，修鞋摊的老周收工了，铁皮工具箱上压着半张《楚天都市报》。我端着搪瓷碗蹲在自家小卖部门槛上扒饭，看见巷子旁站着个人——四十来岁，蓝布工装，手里捏着个黑皮笔记本，站了快二十分钟，也不进巷子，也不走。
我咽下饭，喊了一声：“师傅，等人啊？”他转过头，脸上有灰扑扑的倦色，笑了笑：“老板娘，我找‘小邓补胎’。”我筷子一指：“巷子进去第三个门脸，铁皮门关着的就是。老邓去年搬走了，你站这找不着人。”
他愣住，眼角的皱纹跟着抖了一下。
黑皮本
我让他进店坐，给他倒了杯凉茶，玻璃杯上还沾着水珠。他坐下，把那本子放在膝盖上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翻开第一页——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日期和数字，一行行，密密麻麻，像是账目，又像是清单。
“五年前，我在这条巷子旁，”他指了指玻璃门外，“等过一次人。那时候是等老邓给我换货车轮胎，他欠我一条烟，我欠他一百二，说好下次补给。结果第二天我就出长途去了贵州，一走就是五年。”他点了点本子上的一行字：“我记着呢，怕忘了。”
我看着那本子纸角都磨白了，页边卷起毛边，问他：“老邓的补胎店已经不在了，你还等谁？”他合上本子，脸上浮起一层薄薄的笑意：“等一个说法。欠的钱要还，欠的烟也要补，人不在了，也得有个交代。”话音落下去，巷子口的风吹过来，把他工装的衣角掀起来一下。
账本上的烟火气
我那会儿在二七路开小卖部开了十一年了，见过不少人站在巷子旁——有等网约车去武汉火车站的年轻人，有等着接孩子放学的家长，有拎着热干面站在风口上吸溜的外卖员。每个人站着的姿势不一样，等的东西也不一样。
但这个蓝工装的男人有点特别。他要找的补胎铺子，早被改建成了快递站点，铁皮门换成了透明的推拉玻璃门，玻璃上贴着二维码，摆着几排快递架。我给他指了指那扇新门面：“那地方连个轮胎印子都没剩了，去年老邓全家搬到汉阳王家湾去了，说是给儿子带孙子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翻到本子中间一页，递给我看。那页上不光有数字，还有几个歪歪扭扭的字：“9月14日，二七路，雨，老邓帮我换了两条后胎，没多收钱。”底下一行小字：“欠他一条黄鹤楼。”我递回本子，说：“老邓不抽烟啊。”他愣住了，我补充道：“他闻烟味就咳嗽，自家店里从来不散烟，你记错了吧。”
他用指腹摩挲着那一行字，半天没说话，拿起手机，翻出一个号码拨过去，响了三下，对面接了——他说：“喂，老邓，是我，小刘。回来了。嗯，在二七路巷子口。欠你的钱，我一会儿微信转你。烟就不补了？你说啥？你改抽电子烟了？那行，那我请你吃饭吧——就巷子口那家辣子鸡。”我看他挂了电话松了口气，像扛着的麻袋终于落了地。
他没急着走，又坐了一会儿。我把卤的鹌鹑蛋倒出来半碗，推到他面前。他不好意思地摆手，最后还是吃了两颗。那晚风不小，店门口挂着的饮料瓶盖风铃响了一阵，他又看了一眼黑皮本，在刚刚打过电话的那一页下面，添了一行新字：“11月2日，补记，钱还了，人还在，饭约了。”
我的小卖部留不住太多客人，新修的夜市街把人都引去了三公里开外。但武汉二七路小巷子旁站着的人，来来去去，总有几个是替别人记着一点什么才站住的。
后来那本黑皮本他忘了拿走。我洗杯子的时候看到，一直摆在收音机旁边。半年来没人来认领，打电话过去，也没人接。
再后来呢？算了，老周修鞋摊搬走了，我隔壁豆浆铺换了个年轻老板娘，那本子还在我货架下面压着，墨迹淡了些。
雾水浓的晚上，我偶尔还能看见一个蓝工装的人影，站在巷子旁，手里没有本子，兜里的手机屏幕亮着，只亮一会儿，又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