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昌红谷滩有没有站街的地方｜一本旧通讯录引出的沿街问路
前几日整理书柜，翻出一本1999年的黑色硬壳通讯录。皮面裂了，橡皮筋断了，里头夹着几张褪色的公交票。票面上印着“南昌 1路”和“红谷滩”三个字，墨水渍晕开了“滩”字的最后一撇。我这才想起，那年秋天，我确实去过一趟红谷滩——不是为了坐车，而是替老同事老周找他的外甥女。
老周的外甥女小琴，二十岁出头，从新建县来城里打工，说是在红谷滩附近的一家餐馆做事。可三个月没给家里写信，电话也打不通。老周急得嘴上起泡，托我去看看。他塞给我一张纸条，上头记着一个传呼号和一个地名：“沙井村，靠江边那条老街，问问有没有站街的地方。”
“站街”两个字，他写得很重。我不懂他的意思，只当是找人的暗话。
那年九月的一个下午，我骑一辆凤凰自行车，从八一桥过去。桥那头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楼密密匝匝，只有零星的工棚和黄土路。路的尽头有一排矮铺子，卖铁器的、修自行车的、炸油条的，都敞着门。我在一家烟杂店门口停下来，老板娘正在门口择空心菜。
“大姐，打听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站街的地方？一个女伢儿，在餐馆打过工的。”
老板娘抬起头，拿围裙擦了擦手，指了指街尾一家两层的砖房：“你说的是不是那家‘红太阳饭店’？那门口倒是天天站着几个女的拉客，但那是招吃饭的，不干别的事。”
我推车过去，果然，饭店门口站着三个穿红围裙的姑娘，手里举着写有“家常菜五元”的黑板。其中一个，就是小琴。她见到我，先是一愣，后来蹲在马路牙子上哭起来——原来她的传呼机掉进水里，家里的地址又写错了一个字，邮局退信退了两回，她以为老周不要她了。
沿着江边问过去
那回之后，我又去过几次红谷滩。每次去，都有人问我同样的话：“南昌红谷滩有没有站街的地方？”问的人多了，我才明白他们问的不是找姑娘，而是问路——哪一段街道还保留着过去站街等活儿的样子，哪一段已经拆了盖楼。
老红谷滩人管这叫“站街角”——早年间，江边码头散工的人，挑着扁担、扛着铁锹，站在固定的街角等雇主来叫。大暑天，人站在梧桐树阴里；下雨天，挤在杂货铺的屋檐下。工种不同，站位也不同：泥瓦匠靠北边桥墩，木工靠南边电线杆，女工集中在菜场东门外。
- 泥瓦匠——上午七点到九点，站北桥墩第一根柱子旁；
- 木工——中午以后，靠南边那根裂了缝的电线杆；
- 洗碗、择菜的女工——菜场东门外，银灰色的铁栅栏边。
小琴后来在红太阳饭店干满了整年，也加入过女工站街角的行列。她说那地方有规矩：先来的站前排，后来的自动往后排；生意谈成了要给介绍人递根烟，不递烟的下回没人帮你搭话。这个规矩传了二十年，比街角那棵老樟树的年轮还深。
一张改过地址的汇款单
通讯录里那张汇款单，是小琴寄给老周的，日期是2000年春节前。单据上的收款人地址被涂改过，“东湖区孺子路”划掉，改写成“新建县石埠乡周家村”。汇款附言栏里写着：“老板加了奖金，多寄二百，过年回。”字迹歪歪扭扭，但每个字都用力压进了纸里。
老周收到这张单子，把汇款单压在他的搪瓷茶缸底下，天天看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再去红谷滩的时候，替我站在那街角数数，还有多少人在站街等活儿。”
那年腊月二十八，我路过菜场东门。铁栅栏边只剩三个人：一个卖菜的老头，一个替人写信的瘸子，还有一只拴在路灯柱子上的黄狗。雪花落在黄狗背上，它一动不动地蹲着，跟从前那些站街角的人一样，等着一个来领它走的人。
我骑车往回走，桥下的江水薄薄地冻了一层。那本黑色通讯录，后来我再没翻开过。但小琴汇款单上那行改写的字迹，至今还印在我脑子里——那是南昌红谷滩有没有站街的地方，最接近答案的一笔：有人站的地方，就是家书抵达的方向。
如今再路过那片街角，路灯柱子还在，黄狗换了三茬。卖菜老头的摊位挪进了新菜场，写信的瘸子摆起了手机贴膜。只有一个修自行车的师傅，仍把扳手悬在车把上，等人喊他一声“师傅，补个胎”。他抬起头的样子，跟当年站在桥墩下的泥瓦匠，像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