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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云站站街妹｜穿棉袄等活的那些人

老张头说他又在密云站北广场看见那群站街妹了。我不信，大冬天的，谁在广场上站？他说你去看看，就在公交枢纽东侧那排铁皮棚子底下。我骑电动车过去，十点半，天灰着，地皮冻得发白。棚子底下蹲着五六个女的，都穿长款棉袄，颜色暗红或藏青，袖口磨得发亮。其中一个把手机举到嘴边，声音大得能穿过半条街：“你要真有意，下午三点过来，咱们当面说清楚。”

我认得其中一个，姓赵，四十出头，眼窝深，颧骨高，以前在鼓楼那边的家政公司干过保洁。她看见我，把手机往兜里一揣，笑了一下：“老师傅，您也来等活儿？”我摇头，说路过。她不信，往我这边凑两步，棉袄领子立起来，脖子上围一条旧拉绒围巾，好几处起了球。

她们等的是零工。密云站这几年改扩建，周边工地多，装修队、搬家队、保洁队都在广场上临时找人。男工站西边，女工站东边，中间隔着一排铁皮垃圾桶。冬天活少，有时蹲一整天也没人来问。但都要来，因为家里有孩子上学，老人买药，房租到期。赵姐说，她最长一次连着来了九天，才等着一户搬家的活儿，干了三个钟头，给了八十块。

上午的广场

棚子底下放着一个暖水瓶，塑料壳，印着“永丰牌”三个红字。谁带的？没人认领。旁边地上摊着一块纸板，写着“擦玻璃、通下水道、做饭带小孩”，字是用粗记号笔写的，笔画折了，像手冻僵时写的。有人蹲累了，就坐纸板角上，起来时裤子上粘一层灰。

我站了二十分钟，来了一个货车司机，问谁会分拣快递。赵姐站起来，拍拍裤子：“我会，去年双十一干过。”司机打量她两秒，说你多大了，她说四十三。司机摇头走了。另一个穿绿棉袄的女的叹了口气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嫌四十三老，他自己那车看着也得快报废了。”大家笑了一下，又都不笑了。

下午的变化

过了中午，太阳出来一小阵，广场上的人多了一些。棚子底下的人换过一波。早上的走了三个，又来了两个，都是熟面孔。有个年轻些的，三十岁上下，戴一顶毛线帽，帽顶上有个褪色的红球。她兜里装着一袋烧饼，掰着分给别人，谁也不要，她就把烧饼塞回兜里，再去啃手指头上的饼渣。

我试着问她们，这几年活儿多不多。赵姐把暖水瓶里的水倒进杯盖，喝一口才说：

“前年多，西边建货运站那阵，天天有人找。今年不行，工地收了尾，都在等新工程开工。但是人不能等，人一等就废了。”她顿一下，“所以我每天还是来，站着，哪怕今天没人要，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。”

她说这些话时，眼睛一直看广场西边那排货车。那边有人卸瓷砖，一箱一箱往手推车上码，搬得慢，但不停。她看了一会儿，转头对我说：“您帮我看下包（pad的充电宝），我去问问能不能帮着搬。”

她没等我说行不行，已经小跑过去。棉袄下摆扇动，露出里面一件蓝红格子的毛衣。那人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指了指地上另一堆箱子。她弯腰，搬起一箱，搁在小车沿上，再搬第二箱，动作熟练，像搬了十年。

傍晚的收尾

太阳偏西时，广场上的灯还没亮。棚子底下只剩两个人，那个戴红球帽的年轻女的和一个始终没说话的短发女人。年轻的那位把纸板折起来，塞进垃圾桶，回头跟短发女人说：“明天还是老时间？”短发女人点点头，没吭声。

我推车要走的时候，赵姐回来了，裤子肘部沾着白灰印子，像面粉撒上去的。她说司机给了十五块，搬了四十分钟，不够一顿饭钱，但够明天早班公交车费。“能来，就有机会。”她说完，把手机屏幕按亮给我们看，上面是天气预报：明天晴，零下四度到五度。

她看了两眼，又把手机揣回去。广场东边那排铁皮棚子空着，北风从站房拐角灌进来，把暖水瓶的塑料盖吹得咕噜咕噜滚出老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