遵义失足女聚集地｜夜市灯火下的另一面
十二月中旬的遵义，冷风从湘江河面刮过来，带着湿气。我沿着万里路往老城方向走，过了狮子桥，拐进一条叫苟家井的巷子。巷口卖烤红薯的炉子冒着白烟，旁边几个中年男人蹲在台阶上抽烟。这里就是老遵义人口中常说的遵义失足女聚集地之一，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那阵子，地图上没有标注，但出租车司机都认得这条路。
晚上九点，夜市摊子刚支起来。塑料棚子底下挂着一排白炽灯，光线发灰，照得人脸都是青的。我在一个卖糯米饭的摊前坐下，要了碗五块钱的酸辣粉。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围裙上全是油点子，正低头往锅里下面。她的摊位斜对面，有两间门面房，卷帘门拉了一半，里头透出粉红色的光。不是霓虹灯那种艳粉，更像是灯泡上蒙了层旧红布，暗暗的，像伤口结的痂。
我坐的位置刚好能看见那两间门面的动静。三个女人站在门边，穿的不是什么扎眼的衣服——羽绒服，牛仔裤，运动鞋。其中一个手里拎着保温杯，隔一会儿喝一口。她们说话声不大，偶尔笑一下，笑的时候用袖子遮嘴。一个开电瓶车的男人停在门口，没熄火，探着身子跟她们讲了几句话，又开走了。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，像一场无声的交涉。
巷子里的日常
九点半以后，人慢慢多起来。卖卤味的推车挤到巷口，热油锅的嗞啦声盖过了远处的喇叭。我数了数，这条两百米长的巷子里，除了小吃摊，还有三家美发店、一家足疗店、一个挂着“康乐保健”牌子的门面。那些真正的遵义失足女聚集地，藏在这些合法招牌后面。她们不站在最亮的地方，总站在灯影和灯影的交界处——半明半暗的地方最适合讨价还价，也最适合随时抽身走人。
糯米饭摊的老板娘跟我搭话，问我是不是来旅游的。我说跑新闻的。她哦了一声，手上活没停，过了半晌才说：
“你们写的那些，都是抓人的时候才热闹。平时这里就是菜市场，她们也要买菜煮饭，也要接孩子放学。”
我一时接不上话。她接着说，那边的粉光屋子，十年前是卖五金电料的，后来老板赌钱输光了店面，才转租出去。“来来回回换了好几拨，最后租给现在的人。你猜一个月房租多少？”她伸出一根手指，“一千二，不还价。”
一千二在遵义能租个像样的单身公寓。但这间门面没有窗户，里外就隔着一道布帘子。我站起来走了十几步，靠近那扇半掩的卷帘门。门框边贴着张A4纸，用透明胶粘着，打印体写着“通下水道，电话……”下面的号码被人用圆珠笔涂掉了。空气里有股洗衣粉和廉价香水混在一起的味道，不浓，但散不开。
红布帘子后面
一个年轻些的女人从帘子里探出头，看了我一眼，又缩回去。我注意到她脚上穿着一双棉拖鞋，粉色的，带歪歪的兔耳朵装饰。这双拖鞋跟这灰蒙蒙的巷子格格不入，却莫名让人觉得那帘子后面是个住人的地方，不是交易场。她手里攥着手机，屏幕亮着，像在看短视频，音量开得很小，是首口水歌的调子。
另一位年纪大些的搬了把塑料凳坐在门边，膝上搁着个塑料盆，盆里是没摘完的豌豆尖。她一边掐梗一边抬头看巷口的方向。我猜那是在等生意，但她的手法太娴熟，掐得齐整又快，像菜市场里帮人择菜的大妈。这场景提醒我，即便在最边缘的行当里，人还是得吃饭，还是得为明天那餐饭做准备。
巷子深处有个公厕，门口挂着褪色的布帘。我出来时，正好撞见一个穿黑棉袄的胖男人从红布帘子里疾走出来，拉链没拉，脚步很快，几步就融进夜市的油烟里。年轻女人追出来一步，冲他后背喊了句“慢走”，声音不大，淹没在邻摊的猜拳声里。
遵义失足女聚集地这个词，在本地新闻里往往跟扫黄打非关联。可当你真正站在这巷子里，看到的更多是些旧沙发、搪瓷缸、晒在电线杆之间的棉被。一条晾衣绳横跨巷子上方，挂着几件深色内衣和两双白袜子，在夜风里晃悠，像某种勉强维持生计的旗帜。
夜渐深，灯未灭
十一点刻，摊子收了大半。酸辣粉的老板娘把剩下的粉倒进一个塑料桶，说拎回去喂狗。旁边卖烤串的小伙子开始数一晚上的进账，几块零票子，沓得整整齐齐。红布帘子那头，粉光暗了一些——大概是换了瓦数更小的灯泡。
我往回走时，又经过那个门面。拖鞋的女人坐在塑料凳上捧着一碗热汤，用塑料勺慢慢搅着，没喝。她抬头看见我，这次没躲，但也算不上看，目光越过我的肩膀，落在巷口那棵老梧桐树上。树下停着辆面包车，车玻璃落满灰，雨刷器上插着张代开发票的名片。
卷帘门又往下拉了一截，只剩二三十厘米的空隙。灯光从那里泻出来，在地面上拉成一道细细的长方形，像个信封的开口。我走出巷口，回头再看，那道粉红色的光还亮着，照在地上，正好映出一片凹坑路面的影子——这块地砖缺了一个角，补上的是别的颜色的碎石，混在一起，倒也没显出太多破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