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州龙湾站街｜凌晨四点的公交站与卖早餐的三轮车
昨夜下过雨，龙湾站街的水泥路面还汪着几滩浅水。我五点半到那儿，天刚泛青，路灯还没熄。站街不长，从东头公交站牌到西头老烟杂店，约莫走两百步。这里说的温州龙湾站街，不是那种拉客的巷子，是本地人等公交、买早点、修鞋配钥匙的一条过路街。我在这条街上蹲了三个早晨，记下些零碎事体。
公交站牌下的铁皮候车凳
东头的公交站牌是根漆成绿色的铁管，挂着三块线路牌，边角卷了，字被雨淋得发花。站牌底下焊着两条铁皮候车凳，一条凳腿用铅丝绑着红砖垫高。头一天六点零七分，有个穿灰夹克的老伯坐在那边吃糯米饭团。他问我几点了，我说六点过七分。他又问，那趟去龙湾经济开发区的9路车是不是刚走。我答不上来，他便自顾自说：“8路、9路都在这个站停，但9路隔二十分钟一班，你算准时间就好。”
老伯姓陈，在开发区一家阀门厂看门，今年六十三岁，每天这个点等9路车。他说这条温州龙湾站街他走了十几年，站牌换过三次，候车凳原来是木头的，前年换成铁皮。“木头凳子坐久了会响，现在铁皮不会响，就是冬天冷。”他把最后一口饭团塞进嘴里，塑料袋捏成团，往裤袋里一塞，车还没来，他又坐回凳上。
卖糯米饭的三轮车和修鞋摊
街西头拐角，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有辆三轮车推出来。车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，戴蓝色袖套，蒸笼里是糯米、咸蛋黄、肉松、油条碎。她拌饭的动作很快：左手托荷叶，右手抓糯米，撒料，一卷，一压，收口递给你，整个过程四十秒不到。她的三轮车龙头绑着一个小喇叭，录了句话：“糯米饭三元，加蛋黄四块五。”但喇叭从来不响，只是挂着，她说是去年的录音，没空去换新。
修鞋摊在她旁边，摆着一只红色工具箱和三只小马扎。摊主姓胡，安徽人，在这条温州龙湾站街摆了七年鞋摊。我坐他旁边看他给一双女士单鞋换后跟皮贴，他说：“昨天下雨，天热，鞋泡了水线头就烂。”他用锥子拆线，刀片刮掉旧胶，抹上新胶，拿小锤子敲几下。那双鞋他收了四块钱，修了二十分钟。
“这条街的白天和晚上是两种街。白天是公交、早点、修鞋；晚上是路灯、空凳子和卷帘门。”——胡师傅一边敲鞋跟一边说，他不抬头看人。
铁栏杆上的广告和店门前的花盆
走过街中间那段，人行道外侧有半截铁栏杆，每隔三根就贴一张小广告。白纸黑字：“疏通下水道”“搬家拉货”“修空调加氟”。其中一张被雨淋成一团黑糊，只剩最下方一行手机号，还看得出个大概。栏杆尽头放着三个旧花盆，种的是葱和薄荷，没有花。不知道是谁放的，我第三天去的时候，葱少了两株，薄荷还在。
站的北侧一排铺面，关着的卷帘门上有喷漆号码，是前年统一重刷的。其中两间开着门：一间卖五金，门口堆着钢丝球、管道接头、弹簧锁；一间是杂货店，玻璃柜里放着信封、针线、电池、那种老式的塑料梳子。杂货店老板娘坐在门内，扇着塑料扇子，扇面缺了一角。她的柜台上有块纸板，写着“代收快递”，旁边排着四五个黄色纸箱，没有收件人名，只写了门牌号。
晚上八点的站街和凳子上的伞
第三天晚上八点我再去，路灯亮着，但行人少了一半。站街上没有白天那种急赶路的人，多了几个老人坐在候车凳上乘凉，手里拿的蒲扇拍着大腿。铁皮凳上放着一把长柄雨伞，深蓝色，折好了，没有湿痕。没人过来拿。我坐到九点半，撑伞的人没有出现。
那个老伯陈师傅，晚上不坐公交。他穿拖鞋出来遛弯，走到站牌下看一眼路线图，然后转头回家。他说：“白天看这条街是做生意的街，晚上看是住的街。门拉下来，里面有人在睡觉，你听不见。”他走回去的时候，路过那辆三轮车，车已经推到屋檐下，用蓝色编织布罩着，喇叭还是绑在龙头上，铃铛一样。
九点四十五分，深蓝伞还在那张铁皮凳上。我起身离开时，对面烟杂店的灯刚好关了，留下门上方一盏小方灯，照着那块写着“代收快递”的纸板，影子落到地上，被一只猫踩着。猫是白褐色花斑的，尾巴卷在半开的卷帘门边上。它看我一眼，没叫，钻进门缝里去了。
当晚最后一班九路的车尾灯在街东头拐弯消失，候车凳上的伞被风吹动了一下，伞柄上的吊牌翻了个面——上面写着一行圆珠笔字，没看清，也够不着。这条温州龙湾站街的路灯底下，一团飞虫绕着圈，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隔天早上路过卖糯米饭的位置，三轮车还没推出来，地上那头天夜里落的桂枝叶还没扫走。等我走到站牌底下再看——那把深蓝伞已不在凳上，凳面只有一片没干透的水渍，形状像张摊开的地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