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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威有没有摸摸舞厅|老车站背后那几年,我替读者问了个遍

宣威有没有摸摸舞厅?这事我前前后后问了不下二十年。最早是2003年,编辑部热线接了个匿名电话,说东门街老电影院旁边巷子里开了个“交谊舞场”,两块五一张票,女伴不固定。我揣着采访本去了,在门口被管事的拦住:“记者?我们这是正经舞厅,营业执照贴墙上呢。”那年头宣威的舞厅都挂“营业性舞厅”的牌子,分慢三快四和贴面舞两个区域,中间用一道蓝布帘子隔开。布帘那边什么样,我没掀开过,但门口蹲着抽烟的师傅说了句——“你买张票进去看嘛,里头跳完一曲,灯光就暗半拍。”

后来我又跑了几个点。西河桥头那家“红玫瑰”,老板是四川人,租了供销社二楼,地上撒滑石粉,吊扇转起来呼呼响。2007年严打,文化局联合工商查了三次,三次都没查出“越界动作”。老板后来跟我熟络,递了根红塔山:“宣威这地方,跳个舞恨不得全城知道,谁还敢真摸?又不是录像厅那种乌烟瘴气的。”他说的录像厅我懂,下堡街那几家放港片,后座拉着黑帘子,那才是真出过事的地方。

二、梧桐树下的“轻舞飞扬”,开了三年倒了三年

最像模像样的那家是2012年开的,叫“梧桐里”。位子选得刁,在振兴街中段一个废弃米线厂厂房里,改造花了四十万,落地窗挨着一排法国梧桐。老板娘姓周,以前在昆明跑过场子,回来想搞点“体面的中老年社交”。她学的是昆明翠湖边的模式——白天卖茶,晚上八点后清场摆桌椅,跳舞要穿软底鞋,男士不得赤膊,女士裙子过膝。

我采访过周老板娘三次。第一次她指着墙上的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给我看:“宣威查得紧,文化公安卫生三家轮流来,我连音响都不敢开过九十瓦。”第二次是2014年冬天,厂房屋顶漏雨,她蹲在地上拿塑料桶接水滴,嘴里念叨:“上个月被隔壁老太太举报了,说我们‘放靡靡之音’,其实就放了三首邓丽君。”第三次是2015年闭店前夜,她送我一杯苦荞茶,说了一句一直没忘的话:

“宣威不是没有摸摸舞厅,是没人愿意掏那个钱。你算算,一杯茶八块,跳两小时,舞伴还要分四成,一个月房租就得六千。我这儿跳得最亲热的几对,年纪加起来快一百五,他们连奶茶都舍不得买,只喝自带的保温杯白开水。”

“梧桐里”那三年,营业额最好的一天卖了四百二十块。后来厂房拆了盖商品房,打桩机轰隆隆响的时候,周老板娘已经回昆明去了。

三、文化路夜市的“盲人摸象”式打听,最后都落在老粮食局门口

2018年之后,宣威的舞厅基本绝迹,取而代之的是叫“交谊舞角”的露天场子。最热闹的是文化路夜市尽头的老粮食局门口,每晚七点半,一辆面包车打开后备箱,放带蓄电池的功放机,地面用粉笔画三个圈——慢三区、水兵区、自由区。来的人自带折叠板凳,保温杯里泡枸杞,音响一响就结对子跳舞。有个叫老铁的大爷,跳了五年,舞伴换过十三个,每个都在六十岁上下。我问他:“坊间说的摸摸舞,这儿有吗?”他拿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:“你说的那种,火车站旁边小旅馆里有。但那种地方女的开口就喊价两百八,我们这儿的姐妹,跳完请您喝碗木瓜水,最多递包纸巾。”

老铁说得实在。为了核实,我确实去过火车站周围的家庭旅馆片区。2019年夏天,我在站前路的“永发旅馆”三楼走廊碰见一个穿粉红外套的女人,她拦着我说“大哥跳支舞呗”,音响从二楼门缝漏出来,是广场舞版本的《最炫民族风》。旅馆老板娘把我拉到一边快人快语:“她跳的是手搭肩膀的慢舞,你嫌热,她就手缩回去——宣威车站这片查得狠,去年拉走两个搞过分动作的,录了口供、罚了款,现在都老实得很。”

那之后我再没追过这个选题。一是市场需求确实萎缩了,玉溪、曲靖都开了正规的持牌中老年舞蹈俱乐部,宣威的老头老太坐两块钱公交就能去曲靖玩一天,没必要在本地冒风险;二是我自己也到了编委的年纪,跑不动夜场了。但上周路过马家山殡仪馆,门口花圈店老板跟我闲聊,说他前天送走一个爱跳舞的老头,遗嘱里让人烧了他最舍不得的黄胶鞋——那双鞋底磨薄了,踩在舞厅木地板上不打滑。

他说完拍了拍灵车后门,铁皮裂缝里夹着一片干透的黄叶子,像是从哪个厂房的破窗户缝里钻进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