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地卖淫女四川巨多｜小店老板娘十年所见

我这家小店开在城南汽车站后头的巷子里，卖烟酒饮料，也捎带卖些牙刷毛巾。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二三年，正好十年。巷子不长，两百来米，两头都通大马路，房租便宜，所以住的人杂。要说外地卖淫女四川巨多，这话不假，但得把“卖淫”二字先放一放——我这里说的，是那些被生活逼到墙角、靠身体换饭吃的女人。她们四川来的确实最多，我数过，十个小姑娘里至少有六七个操着川渝口音。

一、她们的特征

说话尾音往上翘，像唱歌，比如“要得嘛”三个字，能从巷头传到巷尾。
爱穿那种亮片拖鞋，粉的绿的，五块钱一双，在我这儿买的最多，一天能卖出七八双。
很少单独来买避孕套，都是男伴来，或者托隔壁理发店的小伙子代买。有个穿黑皮衣的常客，每次都买两盒，害得我进货得加倍。
凌晨两三点出来买泡面，那时候我正好在核对账本，看她们披着头发、穿着宽大的男式衬衫，趿拉着拖鞋，眼神放空。

这些特征不是我把人分门别类，是看多了自然就分得清。有个叫小芳的，四川达州人，脸圆圆的，笑起来有酒窝，可那酒窝里装的不是甜，是倦。

二、年代与物价

二〇一五年的时候，巷口租一个单间是四百块一个月，带厕所的要五百。到了二〇一九年，涨到六百。她们做一次生意收一百到一百五，看时间和对象。生意好的年份，比如过年之后那阵子，一个姑娘一晚上能接四五个，睡不到四个小时，第二天照常化上妆去吃早餐。我隔壁卖煎饼的老刘说过一句实在话：

“她们比工地上拧钢筋的都累，工地上的人累了能歇，她们累了还得笑。”这句话我记了七年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二〇二〇年那次严打，派出所的来查了三次，巷子里一下子空了半个月。小芳走之前来我店里买了一包红塔山、一瓶水，把手机落在了台子上——过了两周，一个四川绵阳的号码打来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问有没有捡到一个红壳子手机。我说捡到了，他说他托人来拿，之后就再没了消息。

三、她们的真实处境

很多人觉得干这行的女人好吃懒做，我一开始也这么想。后来熟了才发现，真相根本不是那回事。

百分之八十是离了婚的，带着孩子。有个叫阿美的，眉山人，儿子九岁在老家跟着外婆，她每个月定时寄一千五百块回去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
有三分之一有慢性病，胃病最多，因为吃饭不定时，顾不上。她们常来我店里买胃药，那种十块钱一板的铝碳酸镁片，买得最勤。
几乎每个人都种过地，她们会说“我家那两亩苞谷”“我爹种的橘子今年卖不起价”这类话，提到土里的收成时，眼睛会比说啥都亮。

我店里有个旧冰柜，上面贴着褪色的旺仔牛奶海报，里面冻着些冰棍和冻水饺。夏天时候，姑娘们买完东西会赖在门口蹭空调，有的靠大冰柜，有的蹲在台阶上抽烟。她们不吵不闹，就看着巷子口进进出出的人。有时候我会给她们倒杯凉白开，不收钱。

四、一些例外

当然，外地卖淫女四川巨多，也不代表四川全是的。东北的、湖南的、贵州的，也有，但都是散客，待一两个月就走。只有四川的姑娘们，长期扎堆，像搬家迁徙一样，一批走了又来新的。她们之间传话也快——哪条街查得松，哪个旅馆老板厚道，哪个客人给钱痛快还讲卫生，这些信息在她们的旧手机里传来传去。

有一回，一个新来的湖北妹子跟我抱怨，说自己接不到活，我说你去找小芳问问门道，她当晚就带着过去，两人后来还合租了一个单间。这种事不少见。

五、后来呢

二〇二三年春天，巷子那头的拆迁告示贴出来了。红色的字写着“征收范围”，旁边贴着规划效果图，图上是一栋现代化的写字楼。老刘的煎饼摊子先撤了，我的店租到了明年五月。小芳最后一次来是去年冬天，她穿了一件新的黑色羽绒服，头发剪短了，说准备回成都开个小面馆，问我川味香肠怎么做才能带过去。

我教她把花椒粉拌在肉馅里，灌肠时用针扎孔放气。她记在手机备忘录里，最后说了一句：

“老板娘，你以后开个四川面馆吧，我给你寄豆瓣酱。”

后来手机换了，那张纸条我压在收银台的玻璃板底下，夹在几张旧汇款单和一张过期的电费催缴通知之间。玻璃板边角磨得发白，纸条上的字迹已经开始模糊了。前排货架上的花露水和风油精都落了一层薄灰，那个挂着“旺仔牛奶”海报的旧冰柜还在响着嗡嗡的电流声，里面的冰棍换了几茬牌子，最底下一层有一盒没人记得住了多久的速冻汤圆，圆盒上贴着价签，笔画褪成淡淡的紫色，随时可能要掉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