卖第一次开价6000｜旧相机背带缠着三张发黄的当票
老城区十字街拐角，有一家收古董的门脸，门头挂块褪色的木牌，写着“惠民调剂行”。店主姓周，六十来岁，本地人，平时话不多，收东西却极仔细。他柜台抽屉里压着三张当票，纸质脆黄，边角卷起，用一根红棉线捆着。票面上墨迹尚清，明确记着“卖第一次开价6000”这一行字，日期落在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日。
当票上的品名写得含糊，“旧式机械座钟一座”。但老周记得清楚，那其实是一台德国产的百灵牌座钟，铜壳镀镍，钟摆是旋转锚式，响声清脆。九十年代中后期，城里有人开始收旧钟表，消息传到十字街，好几个街坊都翻出了家里的老物件。这台座钟，是住在巷底的张师傅祖上传下来的，传到他这一辈，家里实在腾不出地方安置。张师傅想把钟脱手，又怕卖亏，便拿到惠民调剂行，让老周给估个底价。
老周当时看了半天，把钟壳打开，检查了机芯和齿轮，觉得品相尚好，就定了个参考价。“卖第一次开价6000，意思是头一回开价就得报六千，别急着松口。”老周把这话写在当票背面，又跟张师傅解释了一遍行情。那时候普通工人月工资不过五六百块，六千块不是小数目。张师傅摸了摸钟面，点点头，又把钟搬回家去了。
过了半个月，张师傅又来了，神色有点急。他家的屋顶漏水，修房顶要钱，不得已把那台座钟重新搬进调剂行。他对老周说，就按你那个价，卖第一次开价6000，谈不拢就再等等。老周把座钟摆在柜台后头的木架上，等着人来问。
来看钟的人陆陆续续有几拨，都是玩收藏的。有个人出到三千，老周按张师傅吩咐，摇头不卖。那人又加了两百，老周还是摇头。过了一周，城南开餐馆的刘老板骑着摩托车来，绕着钟走了两圈，问能不能听个响。老周上了弦，钟摆晃起来，哒哒哒走了半分钟。刘老板说东西不错，愿意出四千五。老周打电话给张师傅，张师傅在巷口公用电话回话，说按原话办：卖第一次开价6000，一分不能少。刘老板听了，笑了笑，骑着摩托走了。
之后一个多月，没人再出价。座钟在架子上落了灰，老周隔两天就擦一擦。到了六月中旬，有个从省城来的中年男人进店，穿灰夹克，拎个皮包。他先看了柜台里的几枚铜钱，又抬头看见座钟，走近端详了好一会儿，问老周怎么卖。老周照实说，张师傅定的，卖第一次开价6000。那人没还价，从皮包里点出六沓现金，老周查验了一通，做了收据。现金落柜的声音闷闷的，老周数了两遍，多一张少一张都不行。
票据上另起一行的小字
成交之后，老周在当票背面又添了一行小字：“四月廿四，刘老板出四千五未售；六月十六，省城客以六千购去。”写完他把当票收进抽屉，却一直没扔掉。老周自己说不清为什么留这张票，可能随口跟买钟的客人聊了几句。那位省城客说，他收旧座钟不止为了收藏，还想摸清九十年代国内旧货市场的行情——那些年价格混乱，同样的货在不同城市可能差出一倍多。
张师傅拿到钱后，先补了屋顶，剩下两千块存进了折子里。他那台座钟的摆锤家里还留着一个备用的铜件，一直搁在窗台上，后来锈成了青绿色。
旧货市场与定价逻辑
那几年，老城区陆续开了几家旧货店。定价没什么定规，全凭店主一张嘴和买家的眼力。价开高了，可能把人吓跑；价开低了，自己吃亏。
“卖第一次开价6000，听起来是喊个整数，其实比整数多一口气——留了让价的余地，也试探买家的底。”老周后来跟儿子说过这话。
但话说回来，六千块也不是凭空定的。老周在当票边上夹了一张纸条，写着他估算的依据：
| 部件名称 | 状态判定 | 折价参考 |
| 机芯 | 运转正常，有轻微油泥 | 按整机四成折算 |
| 铜壳 | 局部氧化，无划伤修复痕迹 | 按整机三成折算 |
| 钟摆配件 | 原装，无缺件 | 按整机两成折算 |
| 玻璃门面 | 有一道肉眼可见的细纹 | 扣减一成 |
这些数字不算精算，但好歹有个框框。老周说，收旧货不能乱开牙，要有依据才有底气把价格撑住。
票据背面还有一枚红印
三张当票里头，有两张是座钟的，另一张是后来收的一个煤油炉。煤油炉的当票上没写卖第一次开价6000这样的字样，只记了三块五角。老周说，这说明不是每样东西都值那个价，得看货。
抽屉底下那根红棉线松了，老周重新绑了一下。他抬头看了看柜台后的木架——那张座钟的位置一直空着，落了一层薄灰，摆着一块黄纸板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“已售”。黄纸板边角被虫啃了半圈，字迹却还清楚。店里换过两次日光灯管，灯管的包装盒是绿色的，被他折平了垫在木架底下，抬手能摸到。
去年冬天有个年轻人进店，问老周有没有老座钟卖。老周指了指那块黄纸板，年轻人哦了一声，没再追问。出门的时候，门口的棉帘子被风掀起来，露出一截新修的路面，沥青还没压平，泛着青灰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