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沙为什么被称为炮城｜明代卫所与盐场共筑的江防重地
二〇二三年秋天，我在钱塘江畔的下沙围垦公园散步，脚下是水泥浇筑的江堤，远处有运沙船突突地驶过。一个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石墩上，手里捏着半截卷烟，指着江心一处退潮后露出的淤泥滩说：“那里头，埋着炮台的老底子。我们下沙，从前叫炮城。”我蹲下来，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淤泥里确实露出几根黑黢黢的木桩，像一排腐烂的牙齿。老人姓沈，七十三岁，说他爷爷的爷爷就在江边守过炮位。
这个地名里的“炮”字，不是比喻，是实打实的物事。下沙在钱塘江入海口南岸，地势低平，一马平川，江水到此流速减缓，泥沙淤积成滩，恰恰是敌人登陆的天然跳板。明代嘉靖年间，倭寇从海上溯江而上，多次在七堡、九堡一带登岸劫掠。为了卡住这条水道，浙江巡抚衙门在下沙沿江一线布设了三层炮台体系——最外沿是一排夯土台，用粗竹篾和糯米浆浇筑，每台架两门碗口铳；中间是砖石结构的望楼，高三丈，楼上悬铜锣，楼下堆火药罐；最里层是掘地三尺的暗壕，壕沟里埋竹签，壕壁开射孔，架的是从葡萄牙人手里买的佛郎机炮。
炮城不是一座城，是一道防线
下沙的“城”，和北方那种四方砖墙的城池不是一个路数。这里没有城门，没有瓮城，甚至连完整的围墙都没有。你要是在明朝的地图上找“下沙城”，找不到的。只有当地方志里写着一句：“下沙炮台，沿海塘列布，连亘十里，乡人呼为炮城。”十里，不是虚数，从今天下沙街道的智格社区一直延伸到临江街道的围垦闸，断断续续有二十三个炮墩，每个炮墩间隔四百步，刚好是一箭之地。
沈老爷子年轻时在江边捞过一块铁疙瘩，尺把长，锈成了烂铁棍，后来有个收古董的看了说，这是嘉靖年间的铳子，实心铁，打出去能穿木船板。那块铁疙瘩如今不知道扔在哪个抽屉里，但他说起来眼眶发亮：“那时候的炮，不用开花弹，就打实心球。一炮下去，船板裂开一个大洞，江水灌进去，倭寇的船就漂不起来了。”
炮台上的兵，不是正式编制的卫所兵。那些兵在杭州城里，吃皇粮，晒太阳。下沙的炮手，是盐场的灶户。这里自古是晒盐的重地，钱塘江水咸淡交汇，滩涂上挖出一道道盐田，灶户们用铁锅煎卤成盐，交到官仓换银子。嘉靖三十四年腊月，倭寇夜袭下沙盐场，烧了七座灶房，杀了三个盐工。官府这才发现卫所兵根本靠不住，便就地征发灶户，每月拨二两银子，教他们填药、点火、调炮口。
灶户的手有准头。他们常年翻动滚烫的盐锅，拿捏火候一看一个准。火炮装药多少、引信燃烧快慢，在他们眼里如同看盐卤沸腾的时辰。一个姓顾的老灶头，一手执火绳，一手用拇指掐算风速，“江风向南，炮口抬三分”，话音落，火绳按进药眼，轰一声，江面炸起一丈高的水柱。这一手功夫，传到第三代人，就是用手指蘸唾沫试风向，祖传的本事。
炮城里的规矩和吃喝
叫它炮城，还有个原因，是炮台之间用土墙连起来，墙内盖了伙房、弹药库和值房，形成一个封闭的聚落。鼎盛时期，这里头住了近二百户人家，差不多就是个小城的规模。炮台里有严苛的规矩：
- 天黑封炮，炮膛内不许留药，怕潮气凝结炸膛
- 弹药库远离伙房三十步，飞火流星也溅不到
- 每个炮墩配两头大水牛，平时养在炮台下，战时拉炮移位
- 江上起大雾，不敲锣，改吹海螺，怕惊了行船
沈老爷子说，他小时候炮城已经废弃了一百多年，但土墙的残根还在，足有一人高，墙缝里长出野枸杞，秋天结红果，孩子们摘来当零嘴。墙根底下挖出过青花碗碎片，碗底画着一尾鲤鱼，是明代的样式。
炮城里也买菜买肉。距炮台半里地有个小集市，专供这些灶户兵家。早晨，江鲜担子挑进来，鳗鲡、鲻鱼、白条，用竹篓装着，盖一层湿草；屠户在墙外支案板，卖猪头肉，论个卖，一拳大的猪头肉五个铜板。有个老兵姓诸葛，退役后在集市里开了一间茶炉，用炮药余烬烧水——火药受潮结块，剥开来晾干，投进灶膛，火势凶，开水滚得快。乡人喝他的茶，常说有一股硝磺味，他不承认，说是草木灰的味。
潮退城散，炮眼成了蜂巢
光绪年间，洋务派引进克虏伯后膛炮，下沙这些前膛土炮顿时成了废物。官府把炮台上的铁炮拽下来回炉，熔成铁砧给船厂用；剩下的炮眼用青砖封死。封完之后，砖缝里钻进去野蜜蜂，每到夏天，成群结队的蜂在废炮眼周围绕飞，嗡嗡声中，倒像炮台还活着。
有个老盐工蹲在墙根下说：“炮不响了，蜜蜂替它响。”
一九六〇年代围垦造田，下沙的滩涂被改成了棉田和稻田，炮台遗址大部分推平。如今只有那块江堤下的淤泥滩，每逢大潮退得足够远，还能看见几根木桩的影子立在泥水里。
那天我离开时，沈老爷子叫住我，说下回秋分前后带我去看“炮台潮”，那时节潮水冲力大，能把埋在地下的旧砖瓦翻上来。他压低声音：“有一年翻出来半截铜炮管，手臂粗，上面铸着一朵莲花纹。我认得那种纹样，是嘉靖年间的官造货。”
我问那炮管后来去了哪儿。他没答话，只吸了一口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暮色中亮了一下就灭了。江风从脚边的水面上吹过来，带着咸腥的泥味，远处的梭子蟹养殖塘里，有人噼噼啪啪地拍着水面驱赶夜鹭。炮城这个名字，就像那些埋在淤泥下的木桩，看不见，但每次潮水退下去，它就在那里露出一个秃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