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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溪那里有做爱最多｜一张旧车票引出的县城谈资

2013年春天，我在慈溪周巷镇一处旧货摊上翻到一本夹着车票的笔记本。票面印着“慈溪—余姚”，票价六元，日期是1998年7月12日。纸质发脆，折痕处裂开细缝。摊主说这笔记本是从天元镇一户拆迁人家收来的，里面夹着三十多张车票，从周巷到浒山、从观城到范市，全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的短线公交票。我买下那本子，只花了五块钱。

翻到最后一页时，发现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：“慈溪那里有做爱最多，听说是在东门外夜市后面的老旅社。”笔迹潦草，像是酒后随手记的。我笑了。这句被时间腌入味的话，倒成了一个县城的情感考古切口。

那年月在慈溪，年轻人谈对象，最常说的一句话是“去东门走走去”。东门是浒山镇的旧闹市，从解放街拐进一条窄巷，两边挤着卖羊毛衫的、修表铺、牛肉粉丝摊。夜市摊子收得晚，九点过后，灯泡昏黄，油炸臭豆腐的油烟裹着广播里放的越剧调子。巷子尽头有三间连排的旅社，名字都叫“迎宾”“大众”“回春”。门脸不宽，柜台后坐着打毛线的老板娘，墙上挂着木牌，写着住宿一晚十五元。

1996年夏天，我在那附近一家五金厂打零工，结识了跑销售的宁波人老陈。他四十多岁，带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每次来慈溪都要在迎宾旅社住两天。他跟我说起过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。

“你看这墙上的肥皂渍——每个晚上洗掉的东西，比账本上记得多。”

我不完全懂他的意思，但点点头。他让我知道，那排旅社的二楼走廊尽头有个公共淋浴间，热水供应到夜里一点，女工们下晚班后常结伴来敲门。房东杨阿姨收五毛钱一桶热水，桶是白色的塑料桶，底部磕了一角。淋浴间的木门关不严，插销坏了，用一根红色尼龙绳绑着。

旧车票上的年份是1998，那一年慈溪撤县设市刚好十年，观海卫、逍林、横河一带的空压机厂和打火机厂大量招工，外来女工比本地人多。女工们住在工厂集体宿舍，四人间或八人间，铁架床，铺一条蓝白条纹床单。到了周末，情侣们会去旅社开个钟点房，三个小时收二十元，能用风扇和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，频道只有两个。

我后来问过杨阿姨的侄女，她叫小芳，现在在鸣鹤古镇口开了家茶饮店。她说那排旅社在2003年拆掉了，改建成了一个连锁快捷酒店。她从小在旅社的柜台边写作业，见过最多的就是从车间里出来一身汗水、头发上沾着棉絮的年轻男人，站在柜台前掏出皱巴巴的十元纸币，低声说一句“我要个钟点”。

办完手续，男人会从口袋摸出一张纸片，匆忙写个“周”或者“李”字，压在柜台的玻璃板下。那算是登记了。木制楼梯踩上去吱呀响，二楼地板油亮漆皮剥落，走廊尽头有一台落地电扇，整夜转着，扇叶上积满灰。

旅社账本上的符号

杨阿姨曾经用一本硬面抄记流水账，不是金钱，而是房间使用的时间。她不用汉字，用铅笔画圆圈和横杠。我问她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。她笑了一下，把本子合上，说：“画得清楚的就没事。”

后来我从她孙女那里见过那本硬面抄。每一行开头的日期后面，画着一个小方格，如果格子涂满了，代表那天有三对以上的客人来开钟点房。在1998年7月12日那一行的格子里，涂了整整六个方格。孙女说，那天的记号比旺季还密，可能是因为当时全城区在修复兴街的地下水管，机器吵得工地没法施工，有些人躲到旅社里歇午觉。

还有一页，被酱油渍洇透了一半，但能看清在上面画了两个圈，又拿红笔打了一道叉。

我问孙女这是什么意思，她摇头说记不清，只记得那天的生意和平时差不多。但她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着最后一行字给我看：“这几行铅笔写的字，不是我奶奶的，是一个后来住过的年轻人留下的。”

铅笔写的是：“半夜两点，楼下有人弹吉他。调不准，但那曲子弹了整晚。朝阳路在修，白天的尘土晚上都安静下来了。”
旁边还有一行小字：“慈溪那里有做爱最多，东门旅社的蚊子也有眠。”

那句口吻不像记录，更像一个凌晨坐在台阶上等人时胡乱写下的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回应。

我把笔记本收好，那张“慈溪—余姚”的车票留在了本子里。五块钱的旧货，挺薄的，纸边毛糙。天元镇的拆迁工地上还有更多本子，可能被收走卖废纸了。杨阿姨的孙女说，她后来把奶奶那本硬面抄拿到夏至集市上摆摊，要价二十块钱，摆了一下午没人要，最后被一个收古书的人拿走了，换了一袋枇杷。
那袋枇杷她分了半袋给隔壁修自行车的师傅，师傅咬着枇杷问：“你这本子画的是什么？”她说：“记天气的。”
师傅“哦”了一声，枇杷核吐到路边的石板上，滚了两圈，停在自来水井盖缝边。井盖底下水声哗哗响，正对着旧旅社拆平后留下的地基坑，里面灌满雨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