绍兴火车站快餐一条街｜五块钱管饱的江湖规矩
下午四点半，我蹲在店门口择韭菜，隔壁“阿香快餐”的老板娘探出半个身子喊：“阿娟，你那个跑摩的的老客刚才又来找你，问有没有梅干菜扣肉。”我头也没抬，朝马路对面努努嘴：“跟他说，五点出锅，他要是赶六点那班绿皮车，我给他留一碗底子。”
我家店铺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六张折叠桌，一摞塑料凳，灶台对着街面。锅气往上一冲，过路的人鼻子一吸就知道今天烧什么。绍兴火车站快餐一条街，从出站口数起，我家排第三家。前头是“老王水饺”和“温州海鲜面”，后头挨着两家麻辣烫，再过去就是小卖部和修车摊，一共拢共七家，清一色的简易棚子，铁皮顶，下雨天叮叮当当响，像敲着锅盖唱歌。
站前七家的生意经
这条街的黄金时辰是傍晚五点到九点半。第一波客人是刚下火车的散客，拖着蛇皮袋，脖子上挂条毛巾，看见谁家门口的台上堆的东西多就坐哪家。第二波是附近工地的泥水匠，他们不挑口味，只求快和便宜；来了也不看菜单，冲我喊一声“老三样”，我就知道是糖醋排骨、番茄炒蛋加紫菜汤。第三拨人最讲究——跑夜车的货运司机，他们喜欢占最里头的桌子，把茶缸子往桌上一撂，说吃完了要眯半小时。
“老板娘，你这咸肉菜饭里还掺筋筋拉拉的青菜杆子，是不是欺负我外地来的？”
我拎着炒勺走出来回话：“师傅，这是绍兴本地的油冬儿菜，霜打过的，甜口。你要不喜欢，我换青菜心给你，加一块钱的饭。”他摆摆手，筷子往碗里一插，也不啰嗦了。
我就是靠着这一点松快的余地，在这条快餐一条街上立住了脚。别家死盯着数字，我盯着人的脸上那点倦意。你饿到前胸贴后背，我后厨的蒸笼哗地一掀，白的雾裹着梅干菜的香气直接灌进你鼻腔——这一口就是落定。
账本子上的熟人
日子长了，谁几点到，爱吃什么，都刻在我脑子里。出站口左边报亭的老周，隔一天中午来一趟，一盘碎肉炖蛋，多撒葱花。他有个习惯，专门挑下午一点半过来，因为那时候民工潮过去了，店里面空。他坐下后要一碗汤，把桌上那瓶绍兴辣酱转三转，再挑半勺。从不多说话，吃完就回亭子里接电话。
整理旧账本的时候，我翻出来一本硬壳子，封面写着94年至96年，里头记着些挂账。那时候火车站正在改造，灰尘满街，快餐一条街临时挪到了现在的公交停车场边上。我记得其中一个画得密密麻麻的账页，是一个姓孟的大爷，他每次都要一盘肉丝炒年糕，汁水留多些，然后自带一个小玻璃罐，把汤汁保存收紧，说带回家泡饭。他说这是火车站的规矩，菜可以吃掉，但汤不能浪费——车站的东西，滋味最实在的都在汤底。
| 时段 | 主客群 | 我的应对 |
| 5:00-7:30 | 赶早班车的旅客 | 白粥配咸鸭蛋，豆浆桶放门口 |
| 10:30-13:30 | 工地工班与短途商贩 | 大锅菜3元起，饭任添 |
| 16:30-19:30 | 到站旅客+长途司机 | 小炒现烧，按灶头顺序排 |
| 20:00以后 | 夜班保安、错过饭点的人 | 剩什么吃点什么，面冷心热 |
这张表不是我贴出来的规矩，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不卖热汤，换成一盆冰镇的绿豆汤放在窗口的搪瓷缸子里，缸子内壁泛着一层黄黄的茶垢，旁边压一张纸条：白的加糖，红的加盐。
后厨门口那根水管
后厨门口那根铁水管，每天要过上百遍水了。洗菜、淘米、冲灶台，都从那里接。有一回边上开旅馆的二房东路过，看我用凉水冲洗一个装过鱼的盆子，顺口说了句：“阿娟，你不如装个热水器，冬天洗碗不冻手。”我笑着摇头：“水一热，手就懒，味儿就去了。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软壳大红鹰，递给我一颗，我没接。
这条街上的东西，讲究的就是那一股“正经过了火”的味道。煤气灶的火焰应该是黄里带蓝的。回锅肉必须先用宽水烧过再快炒，不能直接生肉下油。番茄蛋汤里的番茄要炒出沙来再加水——这些粗糙的门道，没有哪本书上写过，就是火车站带出来的一身油烟气。
夜里打烊前，我把灶台面上的油渍拿铁丝球搓干净，下面垫着的一块木板边上撬开一道缝，露出里面垫着的旧报纸。报纸日期是1999年5月的，上头登着一条简讯，说绍兴火车站旁边的快餐店要统一装油烟净化器。那时候每家店的灶台都是自己砌的，灶心里卧着一个大铁锅，锅底厚得像戒指。
我拧开灶头阀门，发出一声短促的“嗒”，又拧回去，重复两次，像在做某种仪式。晚上最后一位客人离开时，把我门口那盏白炽灯绳拽了两下，让灯罩上那层灰亮一亮。我冲他背后喊一句：“灯绳断了记得说。”他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：“知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