嫖妓｜夜访东关街三尺巷的见闻
去年秋末，我替街道办整理老住户口述材料，去了趟东关街的三尺巷。巷子窄得只容两人错身，墙根青苔湿滑，头顶晾衣绳横七竖八，滴着水珠。我要找的是早年在这一带跑户籍的老周，他搬走五年，据说有些旧事只有他记得清。巷子第三进院门虚掩，我推门进去，院里的石榴树正落叶子。
老周坐在藤椅上剥毛豆，抬眼看见我，把碗往膝盖上一搁：“你为那桩旧案来的？”他说的是1993年，这条巷子口那家“便民理发店”。理发店的招牌是块手写木板，白漆底，红漆字，挂到1996年摘下来。当年店里三个凳子，两面镜子，墙上贴着港台歌星海报，角落搁一台落地电扇，扇叶转起来咯吱响。老周说，那店白天剪头，晚上十点后，后窗会支起一盏绿灯。
我问他：“你亲眼见过？”老周把毛豆壳“啪”地扔进铁盆，说街道扫黄那阵子，他领人查过。店里有个后门，通着巷子深处一间半地下室。地下室不大，一张木板床，一把塑料椅，床头拉着块蓝布帘子。床下搜出两本记账簿，塑料皮面，一本记日常开支，米、油、肥皂；另一本记数字，只有日期和金额，没有名字。“最老的日期是1991年开春，”老周指指墙上挂历的位置，“那个本子最后几页被雨洇了，字迹糊成一片。”
这种事当年不叫嫖妓，公安笔录上写“嫖宿”。老周纠正我：“你写材料别用那词，卷宗里都是‘卖淫嫖娼’。”他翻出褪色的工作笔记本，指着一行钢笔字：“3月17日晚行动，查获3对，均书面检讨，各罚300元。”款项收据是红戳白纸，街道留底，罚款用来修了巷口那段坑洼路。老周说，那3个女人都不到三十，问话时低着头，手拧着衣角。其中一个说丈夫在矿上出事，拖了半年没人赔，孩子上学要学费。“不是给自个儿花的”，这是老周记得最牢的一句话。
我问他后来那些女人去哪了。老周又剥了一捧毛豆，手上沾着青色汁液：“有俩去了南边厂里，还有一个，后来在菜场卖豆腐，碰见我隔老远就笑，从不提旧事。”他顿了顿，把豆子倒进搪瓷盆里，“这些年搞城市更新，巷子拆了一半，那间地下室填平了，盖了老年活动室。麻将桌摆下去那天，我路过看了一眼，原先放床的位置支着张茶几，上头搁个暖水壶。”
院里起了风，几片梧桐叶落在晾衣杆上。老周站起身，说要去接孙子下学。我走出院门时，回头看见他把毛豆壳倒进泔水桶，塑料桶沿磕在砖墙上，闷响一声。
巷子口新装了太阳能路灯，光线冷白。原来理发店的位置现在是个快递代收点，门口堆着纸箱。柜台上单子夹成一摞，风一吹就翻边。我路过时，有个穿外卖服的小伙在问：“这个地址的包裹在哪？”老板娘把扫码枪往箱堆里一扬：“最底下那排，自己翻。”
补记一桩旧事
隔周我又去一趟，带了街道档案室的复印件给老周。他扫了两眼，指指一段记录：“那页没了”。原件保存得不好，纸页边缘卷曲，有个角缺了一块，断处是整齐的撕痕。他说当年办案的人留了份手写报告，上面记着罚款用途：“其中400元拨给巷东头失学儿童买课本，余下修路。”
“那罚款是她们交的，路也是她们修一半。这茬事写不写随你，但要写，就别把她们写丢了。”
老周说完这句话，起身把搪瓷盆泡在水池里，水龙头开得很大，哗哗响了一阵。我靠在门框上，看他衣架上挂着件旧蓝布工作服，领口有块褪色的钢笔印，是“街道综治”四个字的半边。
走出巷子时，天快黑了。代收点老板娘正往纸箱上贴新单，每一单都唰地一拉胶带。一只橘猫蹲在路沿上舔爪子，有人经过也不躲。拐角垃圾箱旁扔着块坏掉的木板，白漆底，红字隐隐能看出“理发”两字的末笔。
再走一趟
十一月下过雨后，我又带两盒点心去看老周。他感冒了，嗓子哑，说话带痰音。提到当年笔录里那个记着日期的本子，他说后来街道拆档案室，那批旧册子被收废品的三轮车拉走了。“拉走那天我正好在，收废品的秤砣压着塑料皮面，他问几斤重。”
院里石榴树叶子落尽，枝桠光秃秃戳着天空。老周裹着毯子，把电视音量调低：“那批册子要还在，你写材料倒是有个依据。但依据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”他咳嗽两声，望向巷口方向，“后来修老年活动室，挖地基挖出个搪瓷缸，里头有两块红戳印板和一卷胶带。工头当破烂要扔，我拦下来，用报纸包了，塞进自家床底。”
我没再往下问。他把脸转向窗户，窗外老王头正在教孙子骑自行车，车轮擦过水泥坎，发出细碎的金属碰击声。电视里天气预报播报降温，画面上蓝色寒流带压过本地图标，老周拧小音量，搪瓷缸的边沿在晨光里发亮，缸身上“先进生产者”的红字掉了一半。我起身告辞，他没送，在他背后，客厅的挂钟走到十点半，指针“嗒”一声落在整点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