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宜昌哪里是男人的天堂｜江边石凳象棋摊和旧茶缸盖
翻抽屉底找户口本，翻出一张泛黄的船票。宜昌到重庆，四等舱，票价七块五，日期是1987年4月12日。那张票纸薄得像蝉翼，边角卷起毛边，蓝黑墨水的船名“江渝12号”洇开一团。我捏着票根愣了半天——不是我想起什么，是那票根自己把三十多年前的江风送到了我鼻尖。
当年我在九中教数学，周末没事就揣着这张票去码头。不是为了坐船，是去码头边上的**腊梅石凳区**下棋。那时候宜昌滨江路还没修成现在这样，从大公桥往下走，河滩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块青灰色条石，条石缝里长满牛筋草。男人们把棋盘往石面上一铺，用粉笔头画线，棋子是自制的——黄杨木的小墩子，正面刻字，反面糊着硬纸板，纸板被汗浸得发黑。那就是在宜昌男人的天堂：只要屁股挨着那块石头，师傅、伙计、劳改释放的、供销社主任，全成平辈，都拿同一个搪瓷缸喝茶。
缸子是我的，白底蓝边，掉瓷的地方锈成褐色。老赵说我这缸子像他第二个老婆，摔摔打打二十年，还能装水。老赵是搬运站的，胳膊比我大腿粗，下棋却肉得厉害，一步卒子要想五分钟。他跟人对弈，左手永远捏着一张船票——就是那种四等舱的散票，他不花，说等儿子从巴东回来凭票进候船室接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赵儿子早就在巴东安了家，根本坐不起船，他攥着那张票，不过是给自己一个去码头的由头。码头边的男人，人人都有一个由头：老钱是去听船笛声，他当过轮机兵；小廖是去看女人过跳板，他嘴硬，说是“观察负重力学”。
腊梅石凳区最热闹的时候是夏天的黄昏。江面金红，货船拉出的水痕像铁笔划在铜板上。男人们赤着背，汗珠滴进棋盘裂缝里，谁也不擦。有人输了，从兜里摸出两毛钱纸币压在棋罐底下，不带走，那是给赢家买冰棍的。冰棍要从江对岸的猇亭挑过来，木箱子捂着棉被，卖冰棍的老婆子喊“白糖——绿豆——”。赢家也不独吃，掰成几截分给围观的半大小子。那些孩子蹲在石凳边，舔着冰棍看棋盘，像看社戏。有个瘦猴样的小伙子，后来成了我班上的学生，他课本空白处画满了象棋残局。他告诉我，在宜昌哪里是男人的天堂？
他爸妈天天打架，他躲到腊梅石凳区看人下棋，看见老赵把最后一颗糖分给别人的孩子，他说长大要当天王老子都不换这种江湖。
江湖不是武侠小说。江湖是石凳上的粉笔印，被雨冲了又画，画了又冲，下面的青石被手指磨出了包浆。那些年码头管得松，摆摊不要钱，下棋不要钱，一杯粗茶从早喝到晚，热水自己到码头候船室灌。候船室的锅炉房有个歪嘴师傅，见人提着缸子就免费加满。他也不是好心，是爱听下棋的人吵架。“马后炮你踩我车？”“你车早被我吃了。”“吃了？你吃的怕是昨夜的剩饭！”歪嘴师傅蹲在门后面，乐得直拍膝盖。
后来滨江路改造，腊梅石凳区并进了滨江公园。石头还是那些石头，搬了地方，棋盘改画在石板凳面上，棋子换成塑料军棋。老赵搬去了西坝，他儿子确实把他接到了巴东，临走得那上午，他把那叠船票全塞给我，夹杂着几张码头的轮渡月票、一张1979年的冰棍摊手写价目表。他说：“兄弟，这缸子和票你留着，等咱们哪天在江边再杀一盘。”那缸子我留着，锈迹越来越大。
前几年有个年轻人采访“城市记忆”，我给他看了那张船票。他拍照的时候问我，那时候的你们在江边到底图什么？我说你蹲下来看那块石头试试，看见上面的指甲掐痕没有——那是当年为了一招“卧槽马”急出来的，掐进石头里，风吹不掉。那年轻人口中的“诗和远方”，在我们那辈人眼里，就是太阳落山前赶到石凳区，把茶缸子往石缝里一卡，占领那个位置。
如今我时常傍晚去滨江公园走一圈。新修的步行道干干净净，靠江的椅子比石凳宽一倍。下棋的人还有，下象棋的少了，下围棋和扑克的多了。我坐在新凳子上，摸摸口袋里的旧缸子——它早就不盛水了，底漏了一个砂眼。但我每次出门都带，像个过期的通行证。
前日有个穿工装的小伙子在旁边坐了许久，最后问我：“师傅，这个缸子是以前码头那一辈人的装备吧？”我说，你说的“码头”现在叫“星火路”，码头早就搬走了。他摇头，说不，码头还在——他说他每晚能在江边听见汽笛，声音传得老远，沿江的人关上窗都能听见。
我没应话。手里的缸子被夕阳照出一道暗红的光，底下的砂眼像一粒种子。远处起重机的剪影正在把又一个集装箱放上甲板，汽笛声恰好接住那片光。小伙子走的时候，丢下了一张纸在凳子上——捡起来一看，是一张手写的棋盘格，角上浸了一圈茶渍，跟我那张船票的潮痕一模一样。